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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一代水圣李仪祉》序

日期:2017-03-08  |  作者:李建军  |  阅读:

《一代水圣李仪祉》序

李建军

中国是一个水患和旱灾都非常严重的国家。黄河流域的水患和旱灾,尤其严重,正像司马迁在《河渠书》中所说的那样:“河灾衍溢,害中国也尤甚。”李仪祉在担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期间,曾对陕西省自公元前1136年到公元1912年发生的自然灾害,做了一次认真的研究和全面的调查,结果发现,三千余年间,灾年有162年,其中水灾为15次,蝗灾为12次,蝗而又旱者7次,蝗而又水者1次,其余127次均为旱灾。李仪祉还发现,近五百年来,陕西每隔十年,必遇一次严重旱灾。

显然,如何在治河患的同时克服旱灾,就成了一个关乎“诸夏艾安”、“百姓飨其利”的大问题。传说中的大禹疏九川,郑国之修关中渠,郑当时之议开漕渠,其“唯是为务”的目的,皆在解决黄河流域的水患和旱灾。

李仪祉无疑是大禹和郑国一类的非凡人物。他在中国水利建设方面的成就,他对中国尤其是关中的民生方面的贡献,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。因而,给这样一个惠我中国的伟大人物立传,就是一件不容恝置的大事情。薄待如此功德无量的人物,实在是不可容忍的负恩忘义。就此而言,高鸿《一代水圣李仪祉》的写作,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高鸿高质量地完成了自己的写作任务。

这是一部李仪祉的个人传记,也是别样形态的陕西甚至中国的水利史。

他写出了一部成功的李仪祉传。

他塑造了一个形象清晰而饱满的传主形象。

李仪祉天资过人,幽默风趣,有着超乎常人的意志品质。

他是一个好心肠的人,内心充满对他人和世界的善念。

善良是一个伟大人物最重要的德性。一个恶人可能会成为物理学意义上的庞大人物,但很难成为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伟大人物。也就是说,形式上的庞大和实质上的伟大,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很多不可一世的人物,只是虚张声势,显得庞大而已;他们的庞大,就仿佛冬天落满污垢的巨大雪堆,总有一天会化成黑黑的雪水,流到人们看不见的阴沟里。

李仪祉之所以伟大,是因为他心性善良。他富有同情心。他善待每一个值得同情和爱的人。有一个难民偷了他的东西,他不仅没有惩罚这个难民,反而给了他一块银元,还给他找了工作。那个可怜的难民感动得眼泪涟涟,“不停地说,我今天真是遇见活菩萨了,爬在地上向李仪祉连连磕头”。他的宽厚和仁慈,使人想起了《悲惨世界》中的米里哀主教。

善与美是相通的。所谓诗性,不过是具有美的形式的善而已。李仪祉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人。他是一个宅心仁厚的诗人。他的诗风,颇有汉魏风骨,朴实而肫挚,别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李仪祉不仅具有造福人类的伟大抱负,而且还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行动主义者。他不是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的人——这种人最大的本事,就是徒发高论,甚焉者,则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。李仪祉跟这样的人完全两路。他属于埋头苦干的人。他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来切切实实地改变人们的生活。他全力以赴,心无旁骛,简直到了“孔席不暇暖,墨突不得黔”的程度。他实现了自己的目的。就泽被万民的实际功业来讲,他是近现代以来,最伟大的人物,是可以与大禹、郑国和李冰相提并论的圣人。是的,圣人,这样评价他,一点也不过分。

高鸿的叙事视野是开阔的。他将李仪祉置放在世界的大语境中来写。他用了很多篇幅来写李仪祉在德国的留学生活。李仪祉的崭新的文化意识和人格形态,与他所接受的这种全新的教育,是密不可分的。这种教育培养了他纯粹的知识分子气质,培养了他对真理和知识的热爱,也培养了他现代形态的责任意识和利他精神。他彻底摆脱了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旧格局和老路子。他不再是那种官迷心窍的“拜权教”分子,也不再是那种唯利是图的“拜钱教”分子。为了全力投身水利事业,他数次放弃高官厚禄和工资很高的教职。这对那些未曾受到现代性教育洗礼的旧形态的知识分子来讲,简直是无法理解且万难做到的。

无论小说叙事,还是传记写作,都必须介入到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时代氛围中。每一个人都是时代之子。他必须在特定的时代情境里生活和奋斗,同时,也折射着这一时代的复杂面影。在高鸿的叙事文本里,我们借助李仪祉这一镜像,认识了他所寄身其中的时代。这是一个充满变革机遇的时代,一个充满进取精神的时代,但也是一个极度混乱的时代,一个战争和天灾频仍的时代。在这样的时代里,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痛苦。苦难的时代需要拯救者。李仪祉就是这样的拯救者。苦难的时代也考验拯救者。李仪祉经历了很多的磨难。然而,他屡踣屡起,百折不回。

高鸿常常在与其他同时代人物的对比中,来写李仪祉的伟大。他写郭希仁,写张謇,写于右任,都是在相似性的意义上显示李仪祉的伟大;他写康有为,则是在相异性的向度上,显示李仪祉的高尚。康有为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。他有非凡的抱负和言说的勇气,但是,狂傲,自私,缺乏成熟而健全的人格。他1923年的陕西之行,简直就是一次“败德”之旅。他的自私,他的市侩习气,在攫取卧龙寺经书等事件上,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李仪祉对康有为的近乎豪夺的行为,很是不屑,并以机智的方式,制止了康有为的“大盗”行径:

李仪祉见康有为一意孤行,与杨叔吉、高介人等商人,成立了文物保护协会,并立即呈警察厅备案。

仪祉等人以文物保护会名义到地检厅控告康有为,要求立即出面拘留康有为,夺回被抢的珍贵文物。康有为闻讯后大发雷霆,骂李仪祉狗咬老鼠,多管闲事!李仪祉不依不挠,康有为恼羞成怒,寻找刘镇华说事。刘镇华早已风闻此事,知道自己引狼入室,于是托病不见。康有为去了几次见不到刘镇华,于是强行带着车马离开了。

地方检察厅很快发来传票。不过自恃督军刘镇华撑腰,且认为自己是交换而非偷盗,又立有字据,康有为仍拒不交还,并传出话来:“要打官司,康某愿意奉陪到底,敝人要在大堂上讨个公道,还我清白!”

康有为的傲慢使得围观民众越来越多,火药味也越来越浓。抗议、叫骂声不绝于耳。

眼见事情闹得不可开交,刘镇华随即派政务厅长郭伍芳前往中州会馆调解。然而,士绅们丝毫不为所动,仍然声称,如不还经,绝不放人。

李仪祉见事态紧急,于是给刘镇华出主意,让他挽留康有为迟走一天,用心招待,让经书先行一步,以避风头。康有为不知是计,于是就留宿了一晚,李仪祉借此机会带人将经书全部倒换,然后通知刘镇华放人。康有为追上载有经书的车辆后,发现自己被骗,写信责问刘镇华,要求赔偿名誉损失二十万元!

这一段叙述,充满小说叙事的紧张感,极为有趣,也极为重要。我们从这对比性的叙事中,看见了“康圣人”人格的渺小,也看见了李仪祉人格的伟大。

为了写好这部书,高鸿孜孜矻矻,认认真真,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搜集和阅读相关的资料。但是,他没有被材料所淹没和压倒,而是将那些材料有机地整合到自己的叙事中来,显示出一种成熟的风格。例如,关于1900年慈禧的亡命西逃,1926年的“西安之围”,高鸿的叙述就极为生动和细致,但却不是为了猎奇,而是为了塑造传主的人格发展和精神成长的需要。

沉闷和无趣是传记写作中常见的问题。高鸿将传记写作的严肃和真实,与小说写作的生动和有趣,极为和谐地统一了起来。这是一本“其事核”的传记,也是一部细节鲜活丰富、叙事起伏有致的小说。也就是说,你会体验到阅读小说的快乐,也会收获阅读传记的知识,体验到纪实性写作应该有的真实感。就此而言,《一代水圣李仪祉》可说是一部有趣味而可信赖的人物传记。

2017年3月1日北京平西府